印尼移工・藝文場景與生產
時間｜2021.11.19（五）19:30
講者｜吳庭寬
吳庭寬：
「我想先聲明一件事，這些事情都不是我一人獨力完成的，身邊一直有許多夥伴持續的關注移工的藝文、勞動等不同議題。」
今天的講座，我會比較關注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創作的音樂歌謠與音樂場景。這兩年因為疫情的緣故，來自印尼的移工相對過去減少了很多，從近28萬（2020年3月）的高峰到現在是24萬（2021年9月）人。但這個數據不包含境外聘僱的船員、留學生和新住民，這個總人數應該約有近30萬人。他們擁有同一個國族，但事實上他們的組成非常多元，彼此間的關係或許沒有想像的和諧。
書寫移民／工
過去我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做關於移工的書寫，透過寫作去探索移工的創作。這些文學書寫也反映了印尼移工議題在學校、電視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討論。
而我也陸續整理了近年「書寫移民／工」的作品，分別包含幾個類型：
紀實／報導文學
食譜
華文文學創作
兒童和青少年文學
影視劇本
最為主流的應該是「紀實／報導文學」；「食譜」則多是非營利組織、與新住民相關組織、政府單位藉以作為新住民文化推廣和議題倡議的方式；在「兒童和青少年文學」中，移工或新住民的相關議題創作也漸漸增加，這些書寫反映了教學現場的需求；「影視劇本」的數量在這幾年也是非常多，或許也是國內外近幾年關於難民、移民等相關議題的因素。2017年，在台灣的相關影視作品也漸漸增加，探討身分特殊如逃逸外勞、意外懷孕、無國籍等不同議題。
但以移工、移民為作者的書寫作品仍然有限，多數也是以文學比賽的形式出現。我認為該現況影響了讀者可以閱讀的內容。在文學比賽中，評審制度決定了哪些作品有機會被看見，而翻譯上也有許多困境，例如費用高昂、語意難以轉譯等問題。有些評審曾言，多數投稿作品內容相似，某方面來說，作者或許也知道自己應該要寫什麼才會被看見，但又或許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使大家的生命經驗都非常相似？
雜誌與自費出版書籍
2006年《四方報》創刊，同時間台灣陸續出現一些以東南亞語文出刊的報刊雜誌，如《INTAI》、《Indosuara》等。這些雜誌的內容很多元，時常也有成人內容，同時這些雜誌也是移工發表作品的平台，另外印尼移工自費出版的情形也相當常見，其中愛情是在這些書中常出現的主題，尤其是失敗的愛情，書籍封面常常是臺灣景點或地標，或也有類似旅行札記的作品，裡面許多台灣人不一定會特別想去的地方，但回頭想想，這些在台移工在有限的假日，所能蒐集到的名勝古蹟的景點是相對少的。因爲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這些雜誌也在三、四年前陸續停刊。
非書寫的創作方式
2019年起，我與幾位夥伴也開始思考，除了用文字書寫的方式說自己的故事、描述其他的議題，那麼不寫作的印尼移工們又該如何表達自己呢？
錄像工作坊
與印尼萬隆 Sunday Screen 團隊，他們主要以錄像為創作方式。我們邀請團隊一起帶領影像創作工作坊。但要怎麼選擇拍攝主題，則是在工作坊中最容易產生迷惘、同時也是最能夠開啟話題之處。我們想讓移工們知道，影像是很有力量的，可以為他們所用。拍攝內容很多是關於異地的生活紀錄。例如有位 Youtuber 拍攝颱風，因為位在赤道上的家鄉是沒有颱風的，這讓他的影片點閱率很高。
藝術展覽
2019年起，我們開始在桃園的一個安置中心帶藝術創作的工作坊，後來也在打開－當代舉辦了一場關於影像與繪畫創作的小展覽，探討在台移工對於陌生的文字語言、在異地生活的種種思考，關注諸如切身的自由議題等等。
舞台表演
在長期觀察中，我們發現許多印尼的移工團體會投注很多的精力時間和經費去準備舞台表演，或參加走秀比賽。這些表演通常是發生在印尼的獨立紀念日上，而在台灣，許多大型的移工表演活動會發生在開齋節後的慶祝活動、印尼的獨立紀念日，以及如電信業者贊助籌辦的演唱會等。
班查西拉（建國五項原則）
信仰唯一真神
正義文明的人道主義
印尼團結統一
代議政治與協商知名至思想指導下的民主
實現社會正義
許多表演的原則或主題都會依循上述的「班查西拉」的規範，許多演出都回應著這套意識形態。例如，2017年以降，印尼政府新創了幾個新的節日，其中包括「班查希拉日」。舉移工間的傳統服飾走秀比賽而言之，在班查希拉日出現後隔年，在一場印尼獨立紀念日活動上，傳統服走秀加入了革命劇的橋段，內容是描述荷蘭殖民統治印尼，因為人民反抗，才得以自由地展現自己（穿著自己的傳統服走秀）。
事實上，在台的2、30萬印尼人之中也有許多政黨傾向，當印尼本國發生了變動，很快地在台印尼人也會有所回應，其中所包含的複雜性與不同的傾向也絕對遠比我們表面所見的多元且複雜。
Sanggar Tresno Budoyo 劇團
他們的劇團所改編演出的《馬林．昆當》劇情是關於一個移工離鄉背井最後拋棄母親的故事，結果母親詛咒不肖子變成了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其實是台北車站大廳後方的一個藝術裝置，那裡也是印尼移工在北車的碰面點。回到演出內容的最後，他們也合唱印尼國歌，整體來說是一齣重申印尼人團結與國族主義的表演。
「2018年成立的Sanggar Tresno Budoyo劇團，他們的首次公演作品《Xiao Lei Kundang》，改編自流傳於馬來群島的民間傳說《馬林．昆當》（Malin Kundang），演繹移工因貪圖私慾而棄家，最終遭致報應的故事，勸世意味濃厚。」——節錄自：吳庭寬，〈被凝視的展演，印尼移工的藝文場景觀察〉，《CLABO實驗波》，2020.09.25。
Singo Barong Taiwan 劇團
他們則比較著重印尼的名俗和傳統文化的演繹，甚至會花費高達一百萬台幣訂做表演服飾和器樂進行演出。劇團每個月至少公開展演一次，即便沒有活動邀約，也會在鄰近的公園演出。
而我與夥伴因為好奇，也詢問過他們為何在微薄的薪資和有限的時間下，要花費如此高昂的代，仍要進行演出？他們的回答是，希望可以藉此讓台灣人看到印尼的傳統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也提到近期與台灣的博物館在洽談典藏該面具。這似乎也表示東南亞移民／工文化也正在被納入國家的歷史論述之中。
Galok 劇團
他們是來自印尼龍目島的同鄉會，在台移工中是很少數的一群（據聞僅約一千多人），而他們認為在台灣的印尼移工活動大多以爪哇文化為主，而人數不多的龍目島移工也希望自身的文化能夠被看見。
事實上，印尼面積廣大，並且擁有一萬七千多座島嶼與多個獨立國家，在1949年獨立成一個國家，族群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仍持續存在。直至今日，政府還在透過各種方式去維繫國家一體性的論述，例如上述提到的制定節日的方式等。
詩人作家 Umi Sugiharti
Umi的作品常在詩文比賽中獲獎，其中引述以下兩首詩。
〈Ksatria Pancasila〉（潘查希拉的戰士，2018）
還有成千上百萬個
沒有被人提起的英雄
為民族後代懷抱崇高的理想
每滴為國家自由所淌的血汗
無法以金錢兌換
〈Senandung Tanah Rantau〉（海外歌唱，2013）
我們並不孤獨
靠自己當真正的英雄
榮耀國家
外匯英雄（Pahlawan Devisa）
〈Ksatria Pancasila〉中的「英雄」，對應著標題的「戰士」。而「英雄」暗示著那些不會被提起或從未被關注的「外匯英雄」。
這一個詞彙，也讓跨境工作的印尼人們除了回饋家庭外，也被賦予了回饋國家的使命。很多跟移工相關的創作作品中，也會時常出現「英雄」這樣的字眼，顯示移工或許自身也會這樣的認知。但這種浪漫化的論述也讓人產生反思，我們自己該如何看待這樣的指稱？
服飾設計
印尼移工們也常常透過設計衣服來傳達不同的訊息。穿什麼樣的衣服，也意味著自己是怎麼樣的人，同時是一種身分的表述。
保力達、58度的金門高粱、大同電鍋符號等常常進入衣服的設計中。有許衣服是由同鄉會、店家或活動所設計。更有關於國族的展示、表達地區認同的宣示。用印尼車牌的英文字母表達自己是來自哪裡的人。用國碼+62代表自己來自印尼等。另外，也有標示出不同職業屬性的各式服飾設計。
有趣的是，在印尼移工社群中，台灣許多城市都有別名。舉例如下：
台北：回憶的城市
彰化：愛的城市
雲林、嘉義：想念的城市
台中：學習伊斯蘭的城市（一說因台中很常舉辦伊斯蘭的佈道活動）
高雄：從良、改過向善的城市（因為高雄工業區和漁港，過去很多移工打架鬥毆的事件發生；但近年來因為宗教活動的推行，也有越來越少的趨勢）
這些服飾的設計，許多是移工們用手機軟體製作完成，並用視覺思考作為表達的方式。也有不會真的製作出實體衣服，但用迷音圖的方式製作的有趣設計。
宗教祭典
一些移工也參與在台灣的廟會活動的，例如東港迎王祭典中的一支鼓陣是由印尼移工組成的，這個鼓陣據聞從九零年代便出現，也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鼓陣中的歌曲主要有爪哇民歌、流行音樂、宗教歌曲等。另外澎湖也有印尼移工組成並且自製的轎班。這些活動的出現以及怎麼出現，也許是經過長時間協商的結果，另外也牽涉到勞雇雙方對勞動內容的判斷。
補充說明：全台移工分佈主要集中在大台北都會區（約佔47%），其他則是中部（中彰投約佔25%）和南部（南高屏約佔25%）。每年，印尼的海外勞動局都會對印尼移工進行調查，大多印尼移工來自爪哇、蘇門答臘、峇厘島等地。
音樂場景
20年前開始，台灣開始出現許多印尼卡拉ok、舞廳。「歌本」也分成好幾類，多是以地區來分別，場地不一定很大，但服務許多移工群體，也是城市機能的展現。在台灣的印尼夜店有EXO Club、 THAI-OK、MIAMI等。北部的夜店通常是週末開，但在高雄的夜店因為經常是要要服務船員，通常為每日開店。這些酒吧也是移工組樂團的重要演出場所。
印尼的明星也在2004年在台印尼移工人數顯著增長後，陸續來台演出，但這些活動主要集中在北部，相對而言，中南部的活動就比較少一些。
2001年，在二二八公園的「外勞文化節」據說是第一場官方舉辦的移工活動，約有七千人參與。往後，台灣的政府部門也紛紛開始舉辦各國移工的國家文化節，也開始思考怎麼將新住民、移民工的多元文化，納入台灣的文化中。
噹嘟（Dangdut）
這項音樂種類在印尼已經發展超過百年，原型來自於馬來樂隊，融合印度電影、可蘭經的誦經技巧，今日也結合歐美樂隊與電子音樂的編制，發展至今。其中「手鼓」是噹嘟樂重要的元素。這兩年因為疫情，讓噹嘟樂的練團活動減少，但也漸漸發展出用手機或遠距的線上練團的模式。
這兩年，我跟夥伴在做印尼移工的音樂採錄工作，發現許多不同類型的移工樂團，有鍵盤樂隊、馬來樂隊、搖滾、重金屬等等各種類型。他們會自己練團、演出、製作海報、巡演，也製作周邊商品如T-Shirt等。值得一提的是，海報上的演出地址，常常是用門牌拍照的方式顯示。（原因是打不出中文字，也容易打錯）演出地點常常是在工業區的空間、里民活動中心、夜店或戶外廟埕、流水席、舞台車等。而活動多集中在下半年。
歌曲創作
樂團也會創作自己的歌曲，透過製作歌曲、MV，很多移工也練習怎麼自己混音、製作影片。我跟夥伴也收集到60幾首移工創作歌曲，主題多半是關於挫敗的愛情，有時也有親子關係，包含如〈岡山車站〉、〈台南車站離情〉等。但受到普遍觀感的影響，後來也陸續有如〈台灣我的人生路〉（Taiwan Dalan Uripku）這類的勵志歌曲出現。另外如一位東港移工的作品〈梅姬颱風〉描述海上工作的漁工遭遇颱風的心情；還有〈白天到黑晚〉等。
但在印尼，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也造成不同的文化表達。除了核心的日惹、中爪哇的宮廷樂舞文化，北海岸和西爪哇等邊緣地區的人們也有各自的文化。其中，我想特別提一下位於馬都拉（Madura）和峇里（Bali）中間的外南夢（Banyuwangi），這裡的歌謠、民歌等樂舞文化非常盛行，也有自己的原住民族：奧辛族（Osing）。在奧辛人的世界中，這些樂舞文化是強調了自己與周邊他族不同的關鍵，也建構了自身的文化世界，民歌謠內容多描述農民的勞動。
但此地在1965年發生政變，直到1998年才開始民主改革。這段時期被名為「新秩序時期」，是近似於台灣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時代，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縮寫字（有反諷用意的新創字），並被廣泛使用於流行歌曲等處。
其中，這首〈Gendjer Gendjer〉原本只是一首農民歌，意指一種蔬菜。但於1965年政變後被貼上了共產歌曲的標籤，歌名也被延伸為：Ganyang ENam GJEdeRal，意為剷除六個將軍。但因為發源於外南夢，相對於核心的爪哇來說，充滿了神祕未知的巫術氛圍。直到今日都仍有被汙名化，在近代發展中也往往被忽視。直到1998年新自由主義盛行下，這裡的勞動力人口也更加容易面臨失業問題。
土地議題
有個諷刺的說法是在「新秩序」政權統治時期，留下了三個遺產，分別是貪污、官商勾結、裙帶關係，這些也持續影響著現今的印尼。許多的失業者為了要支付出國工作的仲介費，變賣了土地，最後卻無法買回土地。
想談談「土地」議題，也是近年來印尼當地的NGO關注的方向，因為土地的易主，腳下的土地已經不再是自己的時候，人們無法靠著腳下的土地生存的時候，必須要移動去工作生存。
作家 Etik Purwani
文章：〈Elegi Ambarwati〉（2019）
文章：〈Merajut Takdir〉（編織宿命，2020）
印尼中爪哇日惹的藝術大學生發起的藝術行動，其中很多是以版畫巨幅作品呈現，並關注土地議題。畫面中也寫下：「水與土地是所有人的」，而水、土地在馬來語中帶有祖國的含義。但如今印尼腳下的土地已經不再屬於印尼人了。這類的抗爭行動，有點像是台灣在解嚴後眾聲喧嘩的狀態。
移工的創作歌曲〈當移工真愜意〉，這是一首宗教歌旋律改編的創作歌曲，是他對於在台各國移工的觀察，也在網路上造成流行，引發在各國的移工紛紛翻唱。移工的創作也因為網路、社群平台的興起被傳唱、傳播。這也是我現階段的一些觀察。
｜Q&A｜
Slido提問：
謝謝今天的分享，非常精彩，想請問庭寬是怎麼開始關注移工議題的呢？
庭寬：
我在學校上了課，發現自己非常不了解這群人。後來也去《四方報》當志工，當時的我也不太會講印尼話，後來才慢慢學會。雖然其中也有些心累的地方，但我仍覺得越探索越有趣。而移工的回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常在田野中，收到他們的感謝，但我認為其實時互相給予的狀態，我們也在學習。我自己還在嘗試想要投入更多的批判，讓移工們知道，他們的創作可以有更多批判思考的空間。近年，我跟夥伴也透過帶領不同的工作坊，透過不同創作方式，引領移工們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如人權議題、身體探索等不同面向。
另外，我認為移工議題很難跟近代的台灣歷史進行對話，尤其是我們擁有類似的殖民與威權統治經驗，我們兩邊都是很年輕的民族國家，這些經驗都很值得互相對照。而這70萬的移工勞動力，也進入台灣的產業界，如果只是從勞動力等硬的議題去討論，可能比較困難，也比較難觸及一般人。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藝術文化為方法，這些更為軟性的行動去開始，希望開啟更多的了解與可能性，乃至於後續的倡議行動。
阿定：
在台灣沒有投票權的移工，無法對自己遇到的問題，有任何實際的改變。必須要靠在地協力者的力量，我認為你去發掘藝術文化的力量是很有趣的。同時，也想問問庭寬是怎麼去表述這些印尼移工創作的價值呢？要怎麼樣才會出現你期待的那種「批判性」呢？另外，之前聽你說過有些作品回到印尼，卻不被認可其藝術價值，想知道庭寬怎麼看呢？
庭寬：
在台灣移工的聲音要被聽見是非常困難，且方式很有限，一般大眾所能看見的移工形象通常是可惡的，不然就是可憐的。但我自己站在比較遠的角度，去思考當任何身分前面加上「移工」這個詞，如移工作家、移工樂手⋯⋯這多少會影響人們對於作品的看法。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討論與評論，這也會讓作品的關係更為健康。
近年，我看到很多有才華的移工，肩負著為無法講話的人表達的任務。也有本來關注底層生活的移工創作者，後來都轉向演唱情歌，或是自我懷疑是否能對於政府進行批判。而這也影響著創作的自由，我希望能跟移工朋友們一起了解，所謂創作中的自由狀態是什麼？而這些關注也或多或少削弱了他們創作中的批判性。此外，那些在台灣會創作的移工回到印尼後，因為環境所趨，大多數也都不再進行創作了。而在台灣的創作，又是該要回應自己的勞工身分，還是創作者的身分呢？
在陸續收到一些反饋或疑問後，我也開始思考這些作品的力量到底在哪？我想，是在於它的誠實，對於生命經驗的脈絡本身，並非在於它的文學修辭。然而，回到印尼，這些作品或許不會被看到，但我仍然認為這些作品不應該只留在台灣。所以，這幾年我們也希望把議題帶回印尼，讓這些討論可以回到他們的母國被討論。
Slido提問：
（1）為什麼移工的攝影／被攝影的相片傾向（主觀的）浮誇、華麗禮服在中正紀念堂的相片？
（2）有印尼朋友說，印尼移工傳統禮服的選美比賽，從2015年到現在，「服飾越來越大、頭飾越來越複雜」、「以前穿得很簡單就會得名，現在會穿得很大很複雜才會得獎」，這個現象是為什麼呢？
庭寬：
我並不確定哪一年開始，但2015年我有擔任過選美比賽的評審。那次比賽的來由據說是來自於荷治時期推廣教育的印尼女性的紀念日，那次的比賽其實比較樸實。近年來確實有越來越複雜的服飾，我認為應該有商業的運作。是否一定需要穿傳統服飾也未必，我自己也知道在台北車站有好幾家妝髮、服裝租借的商店。我自己知道的價格是從2016年一開始的1,000多元到現在漲價到快3,000元，應該是有些利潤的。而這些多發生在台北，我自己還沒有在南部看過走秀比賽。
關於為何是中正紀念堂，我認為就是一個距離方便的地標，其他如二二八公園、逸仙公園、大安森林公園等地都有。
提問：
關於創作的不自由這件事，原本從現實處境和政治意識轉變到情歌。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創作者的主體性呢？是因為現實環境的考量，還是因為市場邏輯呢？有沒有過度兩者狀態的轉化呢？從一個組織的藝術培力，是否有些事情是被催生的呢？
庭寬：
從我個人的觀察與經驗中，我認為都有。我說情歌，只是一種比較顯而易見的表現方式。但當然有些情歌背後是隱含著政治意識，有時候背後也會有演唱者想要帶出的社會議題。但商業的考量也是一定有的。
但回到什麼是「安全」的作品，我個人的觀察是，那些比較活躍的、檯面上有經驗的移工表演創作者常常在選擇「團結」作為主題，我不確定是否應該放在整個印尼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去談。或者就是談一個身在異鄉的「我群」的團結，這都是有可能的。
在台灣，身為一個投入在這個領域的工作者，我不敢說培力，但我很願意跟著移工去嘗試多一點點不同的可能。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很常遭遇挫敗，例如我只要轉發LGBT的議題，移工社群就幾乎不會給我回應。有時候我也會反省，這些所謂對於議題的恐懼，不應該是不能講的，或許在印尼不一定能談論，但我希望可以跟移工們傳達，現在這些議題之所以能在台灣自由地談論，也來自於許多前人的努力。在香港，很多移工卸下勞動身分後，投入NGO的工作，可能是因為社會氛圍，當地的移工更願意投入這塊領域、並正視自己的政治啟蒙。但目前為止，在台灣還做不太起來。
提問：
上面你提到很多移工回到原鄉便不再創作，想請問除了很多現實條件下，是否還有其他的縫隙，可以延續他們的創作呢？
我認為這些縫隙都存在，我自己認為科技的發展讓這些事情得以實現。在做移工訪談時，很常聽見一種說法是：我只有在台灣才會被看見。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反覆思考問題到底在哪？為何回到原鄉無法繼續？而訪談中，很多人也提到，生存還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仍認為還是有可能，在社群平台上的回饋就是很有效的方式。然而即便有可能，但這樣的工作溝通是成本很高、也有很多層次的，我仍持續在思考並認為我們處在互相提醒的階段。直到現在，我也不知之後會怎麼樣，但我們就是持續在做一個搭橋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