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 Photojournalists．台灣女攝影記者探尋
講者｜吳垠慧、何叔娟、黃子明
時間｜2023.6.9（五）19:30-21:30
地點｜Lightbox 攝影圖書室
| 吳垠慧：台灣女攝影記者探尋 |
吳垠慧曾任《典藏・今藝術》總召集、《中國時報》文化組副主任、國藝會資深專員等，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科技與數位藝術》（2003）。現為獨立文字工作者，文章見於《PAR表演藝術雜誌》、《新活水Fountain》、《自由時報》藝週末版等。
講座一開始，吳垠慧簡要自我介紹，並表示自己其實對於講座發表有點緊張，她笑著說，因為工作多半是採訪別人的角色，比較擅長讓別人開口說很多話，而不是自己講很多話。
Invisible Women：與男性劃上等號的攝影工作者
吳垠慧首先提到2017年，Nikon發表D850時，找來32位攝影師為商品做測試，然而，在這為數不少的攝影師中，卻完全不見女性蹤影。相對於已有許多優秀女性攝影師存在的現實，Nikon的企劃因性別歧視疑慮而受到爭議。吳垠慧接著說，過往自己對於攝影工作者的輪廓想像，其實也與主流觀點相近，認為這類工作者以男性為主。在一次與女性攝影師的相遇，吳垠慧對於自己這樣的預設感到羞愧，此經驗成為契機，不僅讓她思索「刻板印象導致對於事物理解的偏誤」，也進一步打開了女攝影記者的研究計畫。
計畫從梳理女性在攝影中的身影開始，吳垠慧發現以攝影為職業、職志的女性，雖然數量不多，但絕非罕見，只是她們往往被視而不見。看見在這樣脈絡下仍努力的女性，吳垠慧深受感動，聚焦探尋女性攝影記者們所開闢與積累的腳印。吳垠慧分享自己觀看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 （Caroline Criado Perez）著作《被隱形的女性》時，看見了作者以數據呈現了各種行業、專業中，女性的相關資訊不足或被隱形，成為「Invisible Women」。而吳垠慧發現，臺灣女性攝影記者的狀態亦符合這樣的狀態，即便臺灣的碩士論文有相關研究，也因為論文的匿名性，讓女性攝影記者仍如隱形一般。
尋向臺灣女攝影記者
吳垠慧想透過研究，嘗試拼出臺灣女性攝影記者的脈絡小史，透過了解臺灣女性攝影記者們「為什麼想當攝影記者」、「在什麼機緣下成為攝影記者」、「女攝影記者的工作內容」、「女攝影記者所使用的工具」等面向，來進行調查。這項研究從2021年10月迄今，以平面攝影記者為主，包括報紙、雜誌，以及網路媒體和通訊社等。
初步統計
截至今年5月的訪談人統計中，吳垠慧已經搜集了逾50位、涵蓋了193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女性攝影記者，並有近30位接受訪談，訪談人中攝影記者工作資歷20年以內最多。就出生年代而言，1960年代者最多；就進入媒體產業工作的時點而言，則以1980-1990年代者最多。而受訪者中，有半數以上出身自新聞傳播科系。吳垠慧提到，這是僅就目前蒐集的資料而言，未來若有新增的研究內容，則可能會有不同。
研究方法
以訪談人口述資料為主，嘗試藉此勾勒女性攝影記者工作的形貌。
研究成果
以年代為分野，吳垠慧簡要呈現台灣女性攝影記者小史。
日治時期（1895-1945）
日治時期臺灣在殖民政府統治下，言論受箝制，不過，已有台灣女性在報紙、雜誌等擔任文字記者或編輯等，但尚未發現有女性攝影記者的蹤影。值得留意的是，當時已有獨立開業的台灣女性寫真師，可以參考書籍《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2019）。
二戰結束至國民政府遷臺（1945-1949）
因為資料殘缺，故難掌握真實樣貌，不過，這段期間台灣出現曇花一現的紙媒盛況。此時的記者多為男性。
戒嚴期間（1949-1970）
臺灣戒嚴時期除有政治戒嚴，亦有高度的言論管制。在報禁政策限制下，媒體從業人員的人力需求低、異動率也低，記者職缺難尋。
臺灣戰後第一位女攝影記者：伊夢蘭（1930-2014）
伊夢蘭1957年在《攝影新聞報》擔任編輯，在一次臨時被指派到現場支援採訪的任務中，接觸到攝影。伊夢蘭從1958年起在通訊社身兼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要拍照、也要寫文字報導。
政治禁錮、經濟起飛（1970-1980）
1970年代，民營報紙隨著經濟蓬勃而壯大、廣吸人才，取代官營報紙領先地位。1977年秋，《中國時報》招考攝影記者，報名非常踴躍。最後錄取了六個人，其中一名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溫禾，以「攝影記者」名義進入報社當記者的女性，隔年鄭桂平是另一位進入《中時》的女性攝影記者。
溫禾她們一手包辦文字報導、拍照到沖洗照片，被稱為「允文允武」。
解嚴前後、報禁解除（1980-1990）
隨著政治解嚴與報禁解除，新聞業得到發展的機會，帶動了相關人力需求的大幅提升，也使得臺灣女攝影記者與攝影編輯的人數相對增加。此時，女攝影記者從事純粹的攝影工作，跑線包含政治、財經、天災意外、社會事件、體育賽事、影劇等。
開啟女性攝影記者工作的契機
1987.7.15 臺灣政治解嚴
1988-1990年全臺核准發行之報社至300多家，每天穩定出刊的也有50多家，1988年登記雜誌社3千多家，帶動攝影記者需求倍增。
婦女運動
吳垠慧也提到，依照個人的觀察，女性從事攝影記者工作，也可能與1980年代台灣的婦女運動爭取女性工作權有關，也許這樣的思潮也正呼應了女性工作權意識抬頭，並也能於職場中實踐。
不過，即使這樣的社會氛圍對於女性從事攝影記者工作有所助益，不可否認地，想成為一位女性攝影記者要需要付出非常多努力，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社會邁向民主化（1990-2000）
1990年代以後，媒體產業更加自由化，不過，與主流媒體從紙媒轉變成電子媒體，再加上網路漸興、報社也架設網路電子報等種種原因，報業由盛轉衰，關閉、經營權轉移、人員編制緊縮等。這段期間，新進媒體的女性攝影記者人數少，而線上記者也因個別因素離職，或轉任文字記者、編輯。
社會開放、網路文化興起（2000-2010）
21世紀後，臺灣社會面臨數位衝擊，而在網路普及的前提下，報社e化速度加快。同時，攝影記者亦面臨工具變革，原先的底片相機幾乎全面轉換為數位相機。
而另一波帶動女攝影記者進入媒體的，與傳播產業變動有關，例如壹傳媒等進到臺灣，帶動攝影記者的需求，性別應非篩選應徵者的主要標準，而是能否在報社撐下去。
當代景況（2010-今）
順應時代變化，攝影記者的工作內容也發生改變，不僅拍攝靜態攝影，也需要能同時拍攝動態影像。
然而數位時代也有優勢。過去紙媒時代有版面限制，照片是萬中選一，在數位媒體的世界，攝影記者的作品獲得較多刊出機會。
2010年後，網路媒體成長快速，攝影記者編制更少。因此，女性以特約記者、自由攝影記者身分接案。
現今，臺灣報社幾無女性攝影記者的存在，女攝影主要在雜誌、國內外通訊社、網路媒體服務。
女性之眼
攝影記者是傳遞訊息的眼睛，因此越多元的眼睛，越能周全、豐富人們對於世界的觀看與理解這是女攝影記者存在的意義。台灣女性攝影記者人數雖然少，然其處境與臺灣媒體產業發展緊密扣合，反應時代下新聞媒體產業的興衰。
吳垠慧也補充，女性攝影記者也與其他許多職業相同，需要面臨職場、家庭照顧、生育之間的拉鋸、掙扎與選擇。
分享尾聲，吳垠慧感謝為研究提供協助的前輩與朋友們。
| 資深攝影記者開講 |
何叔娟
何叔娟歷經《人間》雜誌、《自由時報》、《自立晚報》，《遠見》雜誌、《聯合晚報》到《時報周刊》攝影記者。2000-2021兼任世新大學圖傳系新聞攝影講師。人生菁華，都在紀實影像的歷史時空裡度過。目前是成大藝研所學生，重新驗證影像美學跟美術發展的依存關係。
新聞攝影工作甘苦談
有著豐富的攝影生涯，何叔娟從《人間》開始談起。他笑著說年輕時的願望是，《人間》能夠存活到他畢業，他才能進去工作，以及，希望可以走過三大報。而現在回顧，確實都做到了。當時何叔娟參加了夏令營，照片中有「鐵牛運功散」廣告中的阿榮、何叔娟、還有同期的朋友們。何叔娟約在41期時進到《人間》，而《人間》不再發行後，轉而進入《自由時報》。當時編輯較沒有包袱，接受較為多元的攝影內容，是何叔娟認為成長最快的時期。
何叔娟提到，攝影記者最重要是將現場資訊記錄下，即便是因現場情況混亂，導致相片可能稍微失焦、模糊也都要繼續拍下去。身處災難、刑案現場，或單純是人潮與攝影記者眾多的情況，何叔娟為順利拍攝，練就出不需看相機就能拍攝、準確估焦的功力。藝文內容的拍攝，則是何叔娟工作之餘的舒心小天地。
社會線
那時需要隨時on call（回覆BBcall），並迅速趕到現場報導意外災難與社會事件。何叔娟與眾人分享由他在1991年拍攝萬里空難現場照片。他說，當時案發現場在山上的場景，即便已經是晚上，可能會因此有安全問題，都仍必須前往拍攝。其他如突發取得火災資訊時，也必須立刻前往拍攝。
1992年麥當勞爆炸案發生時，何叔娟也有親赴現場進行拍攝，因為當事人在廁所放置水銀炸彈，導致當時辦案警員雙手被炸毀。何叔娟說，聽到轟然爆炸聲響，當下第一個念頭如同一般人即是：「逃啊！」，逃難時想到自己是記者，便轉身返回現場進行拍攝。
何叔娟也提到，早期監獄刑場槍決受刑人時，受刑人走到刑場的途中多沒有隱密遮蔽物，因此記者會到附近的民宅高處進行拍攝。由於槍決時間往往在凌晨、等待時間長，因此同事們會一面烤香腸、烤橘子，一面等待。何叔娟回憶起當時，凌晨四點多，聞著滷味香、聽著腳鐐聲，拍攝受刑人被帶到刑場的畫面，緊接著就是槍響。他也提到曾親身經歷神奇的體驗，即是，當時使用的相機Nikon f3，快門在槍響瞬間按不下去，令人印象深刻。另外，還有拍攝被綁匪撕票的人質時，和警察一起拜拜等經驗。
接著，投影片播放著拍攝性交易破案現場的照片，何叔娟說，這樣的搶拍時需要透過一些手法、技巧，兼顧遮蔽隱私部位與記錄現場。何叔娟也提到，攝影記者需要透過場勘確認拍攝現場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拍攝，例如他曾參與警察攻堅槍擊要犯林來福的拍攝，當時有同業大哥領何叔娟至隔壁民宅，隔著玻璃拍攝，盡量與現場保持距離，同時又可以進行拍攝
街頭抗爭
何叔娟分享，拍攝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爭時，「被人群擠到騰空，但不會落地」的神奇經驗。他說，拍攝街頭陳抗時，因應節奏快、人群擠等眾情況，何叔娟練就了估焦、舉起相機就拍下場景的技巧，打破身高與場地的限制。此外，與政治人物隨扈關係好，也更有機會對政治人物進行採訪，以及拍攝政治人物時，何叔娟會融入象徵意義的表現手法，讓政治人物的處境與遭遇透過照片傳遞。
一張吳伯雄在議場中吃便當的照片引發哄堂大笑，何叔娟說，當時記者原先被允許在一樓進行拍攝，後來因為被認為擾亂秩序，則讓記者只能在二樓俯視議場，才讓他有機會拍攝到政治人物大吃便當的機會。
何叔娟打趣的分享，攝影記者工作中，他們那代的攝影記者還會禮讓前輩，但現在和新一代攝影記者一起拍攝，就是各憑本事。
而比起社會、政治畫面，體育賽事則充滿許多有趣的畫面。國慶日、聯考等，常態性的內容如何拍得有味，是攝影記者工作需要努力、思考的。
黃子明
黃子明自1988年起任職《自立報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及攝影中心主任等職。曾任政大新聞系兼任講師，世新大學平面傳播學系、新聞學系兼任講師，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中國時報》新聞攝影底片之數位化——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裡的政府與政黨新聞」及「文化藝術類與影視娛樂類」兩項計畫協同研究人。
現實中的女性攝影記者——臺灣與外國
黃子明以自身在新聞傳播產業多年以及擔任管理階層的經驗，分享自己對於女性攝影記者的觀察。首先，黃子明提到他原先對於攝影記者的印象也多為男性，不過，在從業過程中漸漸發現了許多優秀的女性攝影記者，不過，幾年來女性攝影記者數量稀少到他覺得很可惜。
回顧臺灣媒體重要轉捩點，1990年代末各類媒體百家爭鳴，自由時報逐漸崛起，2003年起「壹傳媒」進軍台灣，改變了過往兩大報獨大的景象，也促使臺灣媒體生態出現改變。黃子明提到，2003年因為中時攝影部門的夥伴被其他公司挖角，剛接任主管的他必須思考如何組織新團隊；黃子明說他樂於培力新人，只要其與社內對於工作的想像兩相符合、能獲得成長，那麼即便後來被挖角也沒關係。女性從事攝影工作在當時仍為少數，即便在沒有特別限制條件的狀態下，女性應徵者仍非常少。或許是因為多數人對於攝影工作的印象是，充滿衝鋒陷陣的情況，常常在危險的環境與狀況中。不過黃子明認為，攝影記者的工作本身，就充滿了許多危險，這些挑戰是不分性別的，即便是男性也可能會遭遇危險。在工作上，攝影記者通常並不會因為身為女性而有優待，與任何性別一樣，都需要親自面臨各種現場。
接著，黃子明分享了首位四度獲得普立茲獎、現在仍在第一線進行攝影記者工作的女性攝影師Carol Guzy。Guzy大學時本身專業為護理，後來才踏入攝影記者工作，採訪、拍攝過許多戰爭、衝突等，記錄下許多人類的重要時刻。Guzy的護理專業被其自身認為是非常有幫助的，舉例來說，在拍攝火山爆發抑或是戰爭時，Guzy的背景與經驗讓他對於人類在災難中的反應有極高的敏銳度。也就是說，不只有攝影技術，其他身分或是專業所養成的敏感，也是拍出良好照片的重要能力。比起僅僅關注攝影技術，他也認為如果能對於多元的議題有關注，更能夠提升身為攝影記者的能力。接著，黃子明介紹曾獲得許多國際重大獎項的洛杉磯時報女性攝影記者Carolyn Cole，她不僅參與許多國際重大衝突與戰爭新聞事件，2002年以色列伯利恆主誕教堂發生長達39天的對峙事件時，Carolyn Cole甚至成為全球唯一置身教堂內記錄影像的記者。
黃子明說過去使用的器材非常難以攜帶、使用，他回憶起去拍李登輝時，隨扈看著他揹著巨大的相機與腳架等工具，問他「你要出國啊？」。現今，攝影記者多使用更精緻的數位相機，所以已經較不會對於不同性別造成使用上的困難，因此所有性別都可以從事這樣的工作，對於更多女性成為攝影記者感到期待。黃子明說，許多「男性的禁地」中的場景，在拍攝條件限制上，就需要女性記者進行拍攝。除了只有女性能得其而入以外，女性的觀點、敏感度許多時候也是呈現畫面的重要前提。例如VII圖片通訊社女性攝影師Stephanie Sinclair所拍攝的兒童新娘、女性割禮等場合，男性幾乎不可能進入。有鑑於此，希望國內可以有更多女性投入攝影記者的工作。
黃子明認為，臺灣的攝影工作者較難有機會拍攝戰爭，這也反應了臺灣於國際地位中的困境，然而，若有機會能拍，應可以記錄下很優秀的作品。
最後黃子明提到，無論如何，從事攝影記者、影像工作，都必須面對許多困難的場景與狀況，因此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質，才能為攝影工作做好準備，並進一步成為稱職的攝影工作者。
｜Q&A ｜
觀眾提問：
過往以底片拍攝為主的時代，攝影記者是否可以留存底片，還是報社會將底片全數拿走呢？
黃子明：
實際情況其實會依報社不同而有差異，有些強制記者要全部交回底片，有些媒體則交由攝影記者自行保管，當年在新《著作權法》修訂後，有些報社隨之將攝影記者的著作權利規範更新。不論如何，攝影記者需要在工作中練習檔案管理，維護自己的攝影作品，而國家後來也有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其中檔案管理有非常複雜的專業架構，包括技術、後設資料、法律、加值運用等層面，很適合提供大家做為參考範本。
觀眾提問：
女性攝影師在職場上會被同業歧視嗎？
何叔娟：
自己沒有遇到。
黃子明：
工作現場基本上不會特別分性別，並且該搶的各自要搶、要顧，因此對於女性也不會特別優惠。不過，在社會、此行業中，有些工作者會在彼此的對話中，使用帶有色彩的言語。而在普遍狀況下，大多數的工作者間，會保持一定的分寸。
觀眾提問：
這個計畫的下一步？
吳垠慧：
有在繼續邀請攝影記者前輩受訪，而發表與書寫的部分，會在養活自己與做研究之間繼續努力。希望可以有更多女性攝影記者、將工作經驗與狀態保留下來，畢竟這些都是臺灣寶貴的資源。現在線上記者遭遇的難題，2、30年前的前輩們也可能遭遇過，若沒有機會交流會很可惜。
觀眾提問：
臺灣女性攝影師有出版攝影集或辦攝影展的前例嗎？
吳垠慧：
若是女攝影師，有王信、張詠捷等女性攝影家。
觀眾提問：
攝影界也有metoo的傳聞嗎？
黃子明：
個人經驗是沒有聽過，但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開玩笑的狀況會有，但明確指涉到性騷與性侵，則沒有收到相關的案例。
觀眾提問：
身為女性攝影記者會有特別遇到什麼困境嗎？
何叔娟：目前沒有特別想到，不過採訪一級方程式賽車手的時候，要拿640mm的鏡頭配上腳架，再加上300mm的鏡頭，幾乎是超過20公斤的負重狀態，並需要走很多的路，當時有同事幫忙拿。
其他讀者回饋：
自己經驗中，女性進入宮廟、船上等場所都可能遇到困難，甚至有「女性進到球場會害球隊輸球」的說法，也因此對攝影工作造成困難。
何叔娟：
多以中性裝扮因應這樣的情況。
觀眾提問：
那麼想追問，女性攝影工作者是否都需要以中性裝扮現身？
何叔娟：
其實許多困難的情況是不分性別的，所有性別都會遇到挑戰與危險。
吳垠慧：
有蠻多會穿褲裝方便工作。
｜延伸參考｜
◼︎Women Photograph計畫：台灣女性攝影記者調研初探｜吳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