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心得】曹立寬（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對轉型正義、哲學教育有著濃厚興趣的立寬，在 2024 年 11月-2025 年 1 月成為 Lightbox 的實習夥伴。他在實習過程中，負責進行「攝影與民主」議題的研究，同時也與其他實習夥伴共同完成了「TIPF 台灣國際攝影節」展覽議題的發想。

我在今年十月中開始在 Lightbox 的實習，由於之前就認識阿定，也參與過不少 Lightbox 的活動，對這個環境、團隊多少有一點熟悉感，所以剛開始進來時，並不會覺得太過陌生。比較需要調適的是，相比之前作為訪客，與如今的實習身分已經不同了，我在這個場域的心態也理當要有所調整，需要以工作的意識，而非只是純粹好奇的學習心態，來面對這段時間的實習。

意識到這點後，我對於我平常相對鬆散的習慣，產生了一些焦慮，覺得自己沒有認清現在的身分已經不同了，需要更有效率和實際貢獻，不然好像這次實習就有可能會失敗的感覺。但當我這樣想時，緊接著又有另一個需要我調整心態的狀況也隨之出現，就是由於我負責的任務範圍較大，在實習的前幾週，我一直對於自己要做什麼、怎麼衡量自己的產出這件事感到有些困惑，後來跟永貞討論之後，才比較抓到 Lightbox 的工作模式，以及對實習生的期待。

永貞告訴我，Lightboxㄒ平常的工作模式，是會訂一個大的工作目標和期程，但中間怎麼執行完全是由工作夥伴自己安排，然後定期會跟大家核對一下進度；同時他也跟我說，Lightbox 把實習的定位著重在學習跟體驗，因此不會把最關鍵的成敗放在實習工作上，所以可以不用太有壓力，重點是放在自己希望透過這次實習機會學習到什麼。

這次談完之後，我就比較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和可以提供的貢獻了。與其在意實習過程中，當下實際的產能，比較重要的是，以我的特色和強項，以及我自己對這次實習的期待和定位來思考：自己希望貢獻什麼，以及如何在最終達到自己的目標。這某種程度也讓我意識到，自己之前可能多少有點被某種「工作時數」的觀念綑綁，但實際上以 Lightbox 的實習工作來說，這是比較次要的，重點還是在於持續往核心目標邁進，以及過程中的體驗和收穫。這些經驗讓我相比於之前參加 Lightbox 的活動時，更深刻感受到這個組織工作模式上的彈性、平等和自由的空間，以及非常開放的協調態度，這點是我很佩服的。

除了這些實習過程跟 Lightbox 團隊的互動，另一個實習中很開心的事是與其他實習夥伴的相處。大家真的都非常友善，而且科系、各自的專長、關注的領域也都不同，聚在一起營造出的是一個很多元、充滿善意的人際空間，同時也有好幾個夥伴的共同興趣是電影，像亦涵真的看了很多電影，也參與了台大電影節的籌備；家芃也很喜歡電影，而芷盈本來就是台藝大電影系的，在這點上我們蠻有話聊的。此外家芃也跟我一樣很關注轉型正義，而且還同時負責這屆共生音樂節的籌備，雖然我們不一定會實際在這些事上聊很多，不過在某方面上，或許大家多少是有默契的。我會蠻懷念午餐時一起去吃飯的場景，哈哈。

除了上述這些之外，我想應該也值得花一些篇幅，來講我這段時間實習的工作內容。我負責的是明年將舉辦的台灣國際攝影節「攝影與民主」展區（編按：意指「親愛的台灣，戶外影像展」）的前期研究調查，我試圖在這個研究中，結合好幾個不同領域，包含影像哲學、政治哲學、台灣近代政治史、攝影／藝術史等。第一個對我頗具挑戰性的是，除了政治哲學跟台灣政治史是我原本就較擅長的領域，影像哲學、台灣攝影／藝術史等這些，都是過去我相對不熟悉的。

由於我的不熟悉，需要重新開始做功課，同時更需要找一個能把上述幾個不同領域串接起來的敘事框架。為此，我後來的做法是，先定位攝影作為一種藝術的獨特之處為何，再對此進行更深度的哲學分析，討論攝影反映了什麼樣的時代經驗，以及這種新型態的技術對當代人類的存在處境，具有什麼樣的獨特意義？並以此銜接到攝影的公共角色，切入討論民主的發展，並思考攝影可以如何在當代民主社會成為一個積極且重要的角色。最後將上述兩點放到台灣的政治史／攝影史脈絡中來看，在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政治處境下，影像技術在這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研究的一個主要論點是，攝影技術本身幾乎就像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的隱喻和化身，它是完全隨著現代而生的產物，而它作為一種影響我們極深遠、直接改造了我們的整個生活現實的技術，它本身也如同現代性一樣，對我們的生活幾乎具有方方面面的滲透力，其支配意義和解放意義同時並存：影像既可以是維繫民主公共領域的重要力量，並透過呈現出許多不被社會主流視野看見的個人、群體和那些在快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被人們遺忘的生命經驗。

同時，它也可以是資本主義把一切皆商品化洪流中的關鍵主力：搭配上現在社群平台以注意力經濟為運作原則的演算法，這樣的影像成為一整組把觀看者的感官能力化約成一連串機械性的「制約／反映」機制的操控力量：剝奪人們對真正重要、嚴肅事件的注意力，和真實的看見自己所無法想像的「他人」的能力，讓人們的眼球成為單純服務經濟體制運轉的燃料，窄化、銷毀一切視覺經驗豐富多樣的內涵，和「觀看的積極倫理意義」。不僅如此，影像更可以是極權達成對其人民生活領域的完全主宰之有利工具，中國的天網系統就是一個重要案例，這樣的數位極權監控，建構出一個過去難以想像的人間夢幻失樂園，讓實際上活在地獄中的人，也只得宣揚樂園中的美好，才有說話的可能。

影像技術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作為現實的剪影，取材自現實，但卻在它脫離了真實的此時此地而成為自己時，同時也徹底變造了現實。過去我們對影像倫理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攝影師對畫面的選取，然而如今當代影像產製的經驗遠比這複雜得多，一張照片出現在人們的社群中，不只是經過了拍攝的過程，更歷經了複雜的後製、以及妥善安排、組織和評估後的編排、篩選，這樣的編排篩選，在當代尤其適應於社群媒體的傳播（演算法）的機制。

這中間層層疊疊的人為再製，使影像和真實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但卻也更值得哲學的關注和分析，班雅明（Walter Bendix Schönflies Benjamin）是早期率先發現這件事的人之一。事實上，關於影像和真實的關係這個問題，打從柏拉圖的洞穴預言開始，它就一直是一個哲學的核心問題，image 本身就是真實之影，作為影子，它一方面仿生自現實，但它在成為 image 的過程，也已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如同活著的生命，而它的造物者以及它自身，也在被創造和存在的過程中，重新改寫了現實，改寫了我們的觀看。所以影像的存在本身不是第一身的反映現實，但它卻也已經以二手的來源，創造出了第二層後設的現實，而事實上，這樣的後設現實（meta-reality）如今已經成為我們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實際境況，我們都某種意義活在仿造的世界之中，如同柏拉圖的洞穴。只有意識到這點，我們才有機會透過思考釐清自己與現實、以及世界的關係。而這樣的思考，源自於遇見視野之外的真實，那種不可言喻的驚奇之感，而這正是古希臘所理解的哲學經驗起源。

最後，只再補充一點，我認為對台灣而言，能夠掌握 image 的概念在現實和理論層次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image 在某種意義上就如同一種「鏡像視野」一樣，我們只能看到鏡中的倒影而無法看見背後的實體。這既是一個關於影像與真實之關係十分恰當的隱喻，同時也是對於現代性的結構特質非常精準的捕捉。另一方面，或許對我們而言更切身的是，這樣的「鏡像視野」在台灣的歷史中，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理解自己的方式。

我們常說台灣的歷史是輪番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這點不假，不過許多人會因此直接把台灣的民主史，當成一種自覺且主動的掙脫外來統治、成為自己的歷史。這點某方面其實也是真確的，但這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是不斷在逃避外來政權的壓迫和創傷的歷史記憶的過程中，不自覺承襲著別人的「視域」，或者只是以鏡像的反面來界定自己，所以我們可以有人一方面覺得國民黨威權統治很可惡，另一方面卻很仰慕蔣經國，或者因為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過於簡化的美化了日本的殖民統治。於今日而言，當然也可以是為了對抗中國的極權擴張威脅，而太過簡單的把美國當成唯一的出口和浮木，好像它就全權代言了整個自由民主的西方形象一樣。

然而，以上這些總總觀看自己的方式，都是鏡像的，換句話說，都不是第一身的、對自己實際所立身之處的經驗體會，而是在多重的他人視角下的自我再現。這本身一方面是許多後進國家、前殖民地共同的困境，但同時，也是台灣這個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歷史上從未有過自身真正作為一個完整獨立、擁有自主政治社群經驗的移民島嶼，獨特的結構性困境。

相比東亞其他國家，我們的傳統包袱和（在大中國民族神話失去官方地位後）民族敘事皆相對淺且有彈性，在社會層面的多元性與個人自由空間也相對更大一些，但在這個極致世俗、又徹底奉行資本主義消費社會邏輯和功利價值觀的國家，我們的認同圖像是最為破碎的，集體意識也是最為難凝聚的，偏偏我們剛好又是站在如今全世界最具威脅性的極權帝國戰爭威脅的第一線。認識自己這件事，從來不是簡單的，但也因為如此，我們更沒有逃避和安樂的本錢。

願在危機時代的台灣人，找到屬於自己、不多不少的憂患意識，在承認鏡像認同的事實同時，不忘記認真努力的看見真實的自己、看見真實的彼此，讓我們帶著積極的心態，面對自身所處的危機時代。

這是我在研究調查的最後，最想說的話。